“妈妈跟我说，不义之财不能拿。”陈斌的一句话让我停下了草拟起诉书的工作。陈斌来自四川，30多岁，是一起信用卡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。十年前，陈斌只身一人来常州打工，虽未有突出的工作成绩，但生活过得还算平静。

　　2017年7月的一天，领了工资的陈斌下班后去银行，打算将辛苦钱存入银行卡。当他准备插卡存款时，突然发现之前取款的人将银行卡遗忘在了ATM机内，界面仍处于可操作状态。一时头脑发热，陈斌顺手将那张卡内的6500元全部取出，带着钱和卡匆匆离开。

　　作为本案的承办检察官，陈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忠厚朴实。在与我交流时，陈斌的头永远都低着，说话结结巴巴，表现出他的内向和不善言辞，我很难把这样一个人和刑事犯罪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“看到别人的银行卡忘在ATM机内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犹豫、挣扎。”陈斌低着头，面露难色，仿佛又回到了站在ATM机前的那一刻，到底是拿还是不拿，陈斌痛苦地纠结着，“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到现在还没谈女朋友。”

　　“这很可能是犯罪动机。”我暗想。

　　“但是我回去之后就后悔了，觉得自己做错了，而且我一分钱都没有用，过两天就全部还给被害人了，也去派出所自首了。”对于陈斌这样的回答，我表示怀疑，每个犯罪嫌疑人都会为自己辩解。通常情况下，犯罪分子作案后在短时间内幡然悔悟的可能性较小，认为事情极有可能败露，感觉走投无路才应该是促使他们决定自首的心理活动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一回去就后悔了？”我追问。

　　“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。”

　　“你拿别人钱的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？”我试图通过这样的问题确认我对他当时内心活动的判断。

　　“我妈妈，我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说了。她说不义之财不能拿。”

　　“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

　　“在老家，种田。”

　　问到这里，我一时语塞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朴实的母亲在教育自己犯了错的儿子的场景。之后的讯问过程很顺利，陈斌认罪态度也比较诚恳。

　　经核实，陈斌在取款当天就打电话给银行，希望银行能够提供被害人的联系方式，尽快将银行卡和6500元归还。但由于要去开户行查询，且之后两天是周末，银行无人上班，陈斌只能在周一早晨赶往银行获得被害人的联系方式。在得知被害人已经报警后，陈斌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。

　　经过询问被害人，被害人表示因为没有损失，陈斌认错态度也很诚恳，他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从轻处理。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，最终，我决定以犯罪情节轻微对陈斌作不起诉处理。

　　“谢谢检察官，我以后不会再犯错了！”当陈斌拿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一刻，一直低着头的他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相信，这件事肯定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。

　　很多人认为，通过对证据的审查，对犯罪分子提起公诉并最终得到法庭的有罪判决，就是检察官的最大成功。其实，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。身为一名基层检察人员，每年要承办上百起刑事案件，每起案件背后都关系着一个人的未来、一个家庭的希望、一家企业的生存。犯罪分子希望能够从轻处理、改过自新，被害人希望挽回损失、抚平伤痛，社会民众希望公平公正、惩治犯罪。不同的层面、不同的人员对于司法的要求也是不同的。

　　我时刻提醒自己，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不能仅仅只有冰冷的规则和理性思维，更应该在维护公平正义法治理念的同时，蕴含和体现司法的温度。

　　讲述人陈晨整理童华岗张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