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近年来所办理的案件中，有一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媳妇王某清明节期间回老家扫墓，婆婆不顾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执意要求一同前去，结果回家后王某病了一场，便因此事迁怒于婆婆。某天中午，王某趁婆婆不注意，用扳手、板凳、菜刀等工具殴打婆婆头部，致婆婆头皮血肿、失血性休克，多处开放性骨折，构成轻伤。

　　刚接到案卷时，案件看起来很普通：婆媳因琐事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。但随着审查的深入，有三个“反常”让我感到疑惑不解：一是王某伤害婆婆的起因，王某说是因为婆婆在扫墓一事上不近人情，导致其在扫墓过程中碰了“不干净”的东西，沾染了晦气，不过婆婆并不认同；二是即便婆媳有矛盾，也不至于下如此“狠手”，虽然被害人只是轻伤，但从王某使用的工具、击打的部位来看，足以体现出她欲置人于死地；三是王某伤害婆婆被群众、邻居阻止后，意图跳楼自杀。

　　“难道另有隐情？”我带着疑问到看守所提审了王某。在我看到她的时候，更疑惑了：王某是一个瘦弱女子，说话声音很小，眼神闪烁，显得胆小怕事的样子，与我预想中的强势形象相去甚远。讯问过程比较顺利，她的回答和在侦查机关时基本一致，当问她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时，她总是喃喃地说婆婆要害她，可又说不出缘由。此时，我心中所有的疑问都指向一个念头：需要对她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。

　　我立即通知侦查机关对其进行鉴定，侦查机关也非常重视，马上联系了鉴定机构，鉴定意见印证了我的判断：王某处于精神分裂症前驱期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。这就意味着王某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同时，考虑到王某犯罪后有自杀倾向，我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。

　　在做出逮捕决定后，我的内心并没有轻松感，反而有一块石头始终压在心中：王某是两个幼童的母亲，这件事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；王某丈夫得知妻子有精神疾病隐患的问题，加上被害人又是自己的母亲，在此事的态度上很冷淡，一个家庭可能就此分崩离析。对王某执行逮捕后，我一方面通过侦查机关与羁押场所联系，建议他们对王某提供必要的治疗，并密切关注她的状态；另一方面，我积极与王某丈夫及被害人沟通，从法律规定和家庭亲情等方面进行释法说理，经过多次真诚的交流，最终，王某的婆婆深明大义，主动对王某予以了谅解。

　　案件起诉到法院后，我们依照法定及酌定的情节提出了量刑建议，法院采纳了意见，以故意伤害罪对王某从轻判决，刑期与其已被羁押期限非常接近，让王某得以尽早接受治疗，让这个饱受折磨的家庭尽快团聚。我至今还记得在庭审结束后，王某看到两个孩子时的激动之情，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

　　检察官办案的过程就是在不断解读人的心灵，用心触摸社会的冷暖，用行动让法治的阳光照耀在每个人的肩头。这就要求我们透过办案，让冷冰冰的法条在运用时带着时代的温度，在情与法、罪与罚的考量中传递时代的理性，把每一件案件都作为对社会提供的合格“法治产品”。 讲述人：刘民 记录：童华岗 王舒